长夜漫漫

前几天，《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杀老送终”：日本的老龄化哀歌 》，文中声称：“日本警方的首次年度家庭謀殺案研究表明，父母是日本家庭謀殺案中最常見的受害者，凸顯了在人口快速老齡化的背景下，看護者似乎已有些不堪重負。” 记者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日本警察厅对发生在2014年的272宗家庭谋杀案件研究的结果，其中有大约33%是子女杀害父母。但是记者没有说明，这272宗案子是当年日本的全部家庭谋杀案的总数，还是警察厅从全部家庭谋杀案中只挑出这272宗做的研究。 不过，我们却可以根据其他一些资料推测出，这272宗案子很可能就是当年的全部家庭谋杀案的总数。 例如，根据维基百科的“各國謀殺率列表”可知，日本在2010年和2011年的谋杀率为0.30/10万和0.35/10万，根据维基百科的“日本人口”词条，2010年的日本人口为128057354人，由此可以算出，2010年日本的谋杀案大约为128057354x0.30/100000 ≈ 384。 由此可以推断，到2014年的时候，日本的谋杀案应该不会增加很多，很可能仍然只有三位数，因此，WSJ提到的这272宗案子很可能就是2014年日本全国的家庭谋杀案总数。 根据WSJ提到几个数据推算，在2014年，日本的子女杀害父母案件总数大概为272x33%≈83件。 但是，要判断老龄人口的看護者是否真的“已有些不堪重負”，不能单看子女谋杀父母的案件在家庭谋杀案中的比例，还应该算一算 此类案件在整个老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如果有可能，最好再把这第二个比例数字 跟其他发达国家的同类数据做个比较 ，才更有说服力。 遗憾的是，WSJ那篇文章并没有作这方面的对比。 那么，这83个案子在日本老龄人口中占的比例有多大。我们不妨帮WSJ算一算。 笔者试图在google上搜索日本2014年的老龄人口，可惜没有搜到，不过搜到日本2013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为3296万人（http://www.nippon.com/hk/features/h00079/?pnum=2），比2012年增加111万；2015年9月20日，这个数字为3384万（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450828），由此估算，日本2014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大约在3345万左右。 ...

今天在新浪网上读到一篇《 专家：保守估计中国未来 3000 万男人娶不到媳妇 》，总算有 “ 专家 ” 说了句实话： “ 王广州提供的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人口普查调查数据显示，中国 35 岁到 59 岁的男性人口未婚的比例大概在 4% 左右。 ” 2010 年 36-59 岁的人是 1974 年及之前出生的， 2000 年和 1990 年的出生年代就更早了，那时候计划生育根本没有或者并未正式严格施行，但这个年龄段的光棍比例如此之高，足以证明光棍现象跟计划生育的关联不大，而可能跟重男轻女的恶劣传统关系更大。 文中另一组数据同样为这一推测提供了证明： “ 另据统计， “80 后 ” 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  136 比 100 ， “70 后 ” 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 206 比 100 。 ” 如果真像反节育派一向坚持认定的那样，如果光棍现象跟计划生育有很大关联，那么尚未实行严格计生的 70 后男女非婚人口的比例，应该不会高于计生比较严格的 80 后。 然而，该文在分析 “ 三千万光棍 ” 的成因时，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 维基百科虽然并不总是正确，也并不能总是保持中立（被反节育派思想污染的中文版尤其如此），但它的数据仍可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参考。 根据维基百科 “ 人类性别比 ” 词条下源自 “ 2006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版的《世界概况》 ” 的表格数据，在 2006 年，当时实行计生的中国和当时未实行计生的印度的新生儿男女性别比均为 1.12 ，这个数据为性别比失衡与计生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提供了第三个重要证据。 然而， 真正能影响成年人中（男性）光棍数量的并非新生儿性别比，而是总体人口性别比和 15-65 岁人口性别比。 虽然中印两国新生儿性别比偏高，但这两个国家的总体人口性别比和 15-65 岁人口性别比却更趋于正常，根据前述表格，在 2006 年，中国的这两个数据均为 1.06 ，而印度的分别为 1.06 和 1.07 。 而这两个数据严重偏高的是中东的几个阿拉伯国家：阿联酋的分别是 1.43 和 1.55 ，科威特为 1.52 和 1.77 ，卡塔尔更是高达 1.87 和 2.24 。 可是在说起光棍危机的严重程度时，这些国家几乎没人关注，而最引人...

浙江： 杭州保姆纵火案 | 林生斌的劫数 。如果他们只有1个而非3个孩子，也许就不用请保姆，也许就能躲过这场劫难。然而这个如果已经无法改变朱小贞的人生，也无法改变3个孩子短暂的人生。 事实再次证明，多养几个孩子并不一定就能提高孩子本身或家庭的安全系数。不论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孩子的数量与质量通常都难以兼得。一旦孩子数量超过夫妻二人的照料能力，就必然找他人帮忙，可是，隔代教养弊病多多，外聘保姆更是样样都不放心，推给幼儿园吧，没准还会遇到 携程亲子园 和 红黄蓝 那样的虐童机构。 一个国家的大环境不安全，你花费再多金钱与精力，都很难为孩子打造一个真正安全的小环境。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一个不经意的小念头……都可能让你的完美人生毁于一旦。 福建： 仙游一民房失火致3名孩童死亡 。又是火灾，又是3名孩童，这次是被反锁在屋里了，不负责任的父母偏偏喜欢多生。真是造孽啊。 湖南：男 子殴打九旬老母惹网友暴怒 警方:已经刑拘 ：老人育有7女1子，儿子排行第七，因女儿不管赡养老人，儿子怒向老母挥老拳。（也难怪女儿不管她，当初不生出儿子誓不罢休的时候，她对女儿们有多少关心？） 武汉： 老人住院1年多无人照顾 曾有9套房4个儿女 ：房子分给儿女，自己无家可归 云南： 17岁留守少年除夕夜自杀 ：父母年收入1万供养4个孩子无暇照顾老大，孩子死后连口大点的棺材都舍不得买 合肥： 八旬老太遭六子女抛弃后流落街头 ：早年丧夫，一人拉扯大6个儿女，如今儿女成家立业后，却不愿赡养她这个老母亲。“特色人权斗士”杨支柱说女人多生多养，老来儿女绕膝，“就赚到了”。老太太哪里赚到了？既然没赚到，杨叫兽能出钱赡养这个老人吗？ 辽宁： 82岁老人惨遭5个儿女抛弃 ：房子给了儿子，女儿不愿养老人 重庆： 一空巢老太上吊身亡 仨儿女称忙完工作回家 ：枕头下放1000元钱估计留给别人帮助料理身后事 北京： 87岁老人被6个儿女抛弃 曾独自将几个孩子养活 ：“我只是想着，如果我的孩子能够给我喂一回饭该多好。”杨叫兽说的“赚到了”呢？ 浙江： 陕西籍7旬失明老人被子女遗弃荒山 多天未吃饭 四川： 三兄妹将老母遗弃在镇政府 涉嫌遗弃罪被追捕 ： 多子又“多福”，养老找政府 江苏： 昆山八旬老人儿女成群 陷入危机时却无人救助 重庆： 78岁老太5个子女，中秋夜被女儿拒之门...

妖魔化独生子女是反节育派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例如，被反节育派奉为“专家”和“人口学学者”其实却缺乏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的易富贤，就曾在《 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中国的人口素质 ？》中说： “多子女家庭可以创造有利于孩子全面发展的环境，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全，而独生子女容易出现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没有一个比较自然成熟的家庭氛围的养育环境，造成了种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弊端。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问题。” 另一个被反节育派奉为“反计生英雄”、封为“反计生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但其实却跟易富贤一样缺乏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的杨支柱，也在《 停止计划生育有利于全面提高中国人口质量 》中宣称：“总体上看，独生子女由于娇生惯养，在主动性、意志力、责任感、爱心等方面均较非独生子女逊色。” 之所以说他们“缺乏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因为他们得出的这个结论并不是建立在自己严格认真的学术研究之上——至少从他们的文章看，他们并没有任何坚实的数据或研究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很可能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感觉加偏见。 这样的所谓“专家”和“教授”居然受到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的竭力夸赞和吹捧，不得不说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耻辱。 他们甚至都懒得参考国内外一些已有的研究，例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独生子女研究专家风笑天已经对这个主题做过二十多年的研究。他就认为，那些给独生子女贴上“自私”、“任性”、“不合群”等标签的做法，其实只是“对独生子女群体的‘妖魔化’”，而他经过调查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并没有那么多差异”（见《 专家：别“妖魔化”独生子女 “小皇帝”长大了 》）。 国外的一些更严肃的研究则得出跟反节育派恰恰相反的结论，例如美国经济研究院的三位经济学家朱金辉、约纳·鲁宾史坦、安德鲁·祖帕安从1979年以来追踪调查了1000个家庭（见其论文 《 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and the Formation of Cognitiveand Non-cognitive Skills 》 ） 结果“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发现，跟多子女家庭的子女相比： “独生子女终身学历较高、偏差行为较少、少女未成年怀孕几率较低、少年时期犯罪率较低、青年时期平均收入较高。” 而且这种现象“在经济情况...

作为一个没有私家车的穷人，我出门几乎都坐公交车和长途大客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说真的，中国这些年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做得不错，但公交车大客车行驶在看似平坦的公路上，窗玻璃经常都被震得哐里哐当响，一不小心车子还被颠得跳起来老高，以前没出去见过啥世面，对这种现象一直见惯不惊，习以为常。        去年到那个传说中的穷国旅行，该国没有中国这样的高速公路网，连市内公路也是狭窄破旧，坑坑洼洼。可是坐他们的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并不觉得多么颠，车窗玻璃也没震得那么响。   为啥呢？因为他们的公交车和长途汽车大多数都是进口的奔驰大客车。虽然型号旧，但质量好。    感受最深的是他们的长途汽车，因为经营者是私营公司，车子都特别舒服，座椅一般都是软座，按照当地人的体型设计得比较宽大。而且车窗玻璃中间会镶嵌一个巴掌大小的透气窗，所以坐空调车的时候并不觉得车上空气多么污浊，而开着透气窗也不会让后排座位的人被风刮得受不了。   回来跟朋友一聊，我才知道中国的大客车市场几乎是不对外开放的，中国人购买外国客车得交很高的税。但是这样闭关锁国的保护政策并未让中国的客车生产技术得到多大发展。别的不说，奔驰客车窗玻璃中间那扇小透气窗，我在中国大客车上就没见过，不要说引进国外专利了，就连山寨版都没有。   为神马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大客车生产厂家的车窗玻璃质量比较差。我记得自己都见过公交车车窗玻璃自己碎成一堆渣的，一次是在90年代末的武汉，一次是在奥运前后的北京。后一次印象尤其深刻，车子在大街上正常行驶着，没有谁动那块玻璃，然后它忽然就“哗啦”一声碎掉了。    侃了半天大客车，其实我只是想说明：习近平在达沃斯鼓吹什么全球化自由贸易都是假的。以我一介草民有限的人生经历，连我都知道，除大客车生产行业外，至少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和出版业几乎是不对外开放的。共匪这么做无非是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和国企的利益，而牺牲的是民众的利益。   习近平的共匪兲朝不仅在政治上是民主与自由的大敌，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大敌。共匪在全球化中只接受那些对自己有利的部分，也就是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对那些不利的部分，...

谎言制造者：美籍华裔“专家”易富贤，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专家”王广州，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著名“反计生教授”杨支柱。 证据：易富贤在科学网的博文 《 今后确实会有“上千万失独家庭” 》 王广州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2013年第一期上的论文 《独生子女死亡总量及变化趋势研究》 杨支柱发表在“人口与未来”网站上的文章《 中国的“失独家庭”究竟有多少？ 》（原文发表于《新快报》   2012-05-12 ） 易富贤在推算这个“上千万失独家庭”时，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统计学错误：他用来推算独生子女死亡人数的死亡率是全国的年龄比死亡率，而不是独生子女的死亡率。在那篇博文中，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我根据2005 年 1% 的人口抽样调查的独生子女家庭比例， 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的年龄别死亡率 大致估算： 每出生 1 万人，有 360 人在 10 岁之前夭折，有 463 人在 25 岁之前死亡， 760 人在 44 岁之前死亡。假设母亲平均在 26 岁生孩子的话，那么这 2.18 亿独生子女家庭的母亲到 51 岁的时候有一千万已经失去了独生子女，到 70 岁的时候有 1656 万已经没有了孩子。 为什么说这种推算方法不对呢？这是因为中国独生子女主要集中在城镇，农村的独生子女比较少（见《 中国的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户 》），而中国城乡差距很大，表现之一就是城乡儿童的死亡率差距巨大。这个差距有多大？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国家统计局那份《 监测地区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 》中“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根据该表格，在1991年，这一指标的合计死亡率是61‰，但城市儿童为 20.9‰ ，农村儿童为 71.1‰ 。也就是说，当年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农村是城市的 3倍 以上。 当然，现在的医疗条件比当年改善了很多，但根据网易数读的一篇文章《 中国每年18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 多数在农村 》：“2013年，中国城市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6.00‰ ，农村为 14.5‰ ，农村是城市的 2.4倍 。”直到2013年，中国农村和城市儿童的死亡率仍然相差巨大。（2013年和1991年的死亡率相差巨大，这也说明： 根据历史死亡率来推测未来死亡率或死亡人数，同样是不靠谱的。 ） 那么独生子女的死亡率到底有多少呢？我一直没找到可靠的数据，但是一篇陕...

暴君只有一个机会为社会进步与人民自由作出贡献，那就是死。 毛泽东不死，文革不会结束。江泽民死了，毛左至少不会那么肆无忌惮，薄熙来唱红歌的嗓门至少会小点。 为了天下苍生，请天下的暴君与独夫们——金正日、金正银、卡斯特罗、周永康、薄稀癞、无官正、假庆林……都早点死掉吧。 好人们，请好好活着，每天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锻炼身体。三表哥说了，如果你活得够长，你就会等到开怀大笑的一天。 为暴君之死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