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节育派弥天大谎之二：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差
妖魔化独生子女是反节育派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例如，被反节育派奉为“专家”和“人口学学者”其实却缺乏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的易富贤，就曾在《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中国的人口素质？》中说：
“多子女家庭可以创造有利于孩子全面发展的环境，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全，而独生子女容易出现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没有一个比较自然成熟的家庭氛围的养育环境，造成了种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弊端。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问题。”
另一个被反节育派奉为“反计生英雄”、封为“反计生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但其实却跟易富贤一样缺乏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的杨支柱，也在《停止计划生育有利于全面提高中国人口质量》中宣称：“总体上看，独生子女由于娇生惯养，在主动性、意志力、责任感、爱心等方面均较非独生子女逊色。”
之所以说他们“缺乏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因为他们得出的这个结论并不是建立在自己严格认真的学术研究之上——至少从他们的文章看，他们并没有任何坚实的数据或研究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很可能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感觉加偏见。
这样的所谓“专家”和“教授”居然受到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的竭力夸赞和吹捧，不得不说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耻辱。
他们甚至都懒得参考国内外一些已有的研究，例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独生子女研究专家风笑天已经对这个主题做过二十多年的研究。他就认为，那些给独生子女贴上“自私”、“任性”、“不合群”等标签的做法，其实只是“对独生子女群体的‘妖魔化’”，而他经过调查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并没有那么多差异”（见《专家：别“妖魔化”独生子女 “小皇帝”长大了》）。
国外的一些更严肃的研究则得出跟反节育派恰恰相反的结论，例如美国经济研究院的三位经济学家朱金辉、约纳·鲁宾史坦、安德鲁·祖帕安从1979年以来追踪调查了1000个家庭（见其论文《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and the Formation of Cognitiveand Non-cognitive Skills》）结果“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发现，跟多子女家庭的子女相比：
“独生子女终身学历较高、偏差行为较少、少女未成年怀孕几率较低、少年时期犯罪率较低、青年时期平均收入较高。” 而且这种现象“在经济情况不同的家庭都是一样的”。（https://read01.com/Pa4yNg.html）
至于反节育派认定的多子女家庭在情商上的一些优势，如社交技能更强等等，在这份研究中也未得出肯定的结论，“多手足家庭的子女，成年後的社交技能是否成熟，與童年時期跟兄弟姊妹的互動是否愉快，有很大的關係。”（见《孩子生幾個好？ 美國研究：手足多各有利弊》）
换句话说，如果兄弟姊妹之间在童年时代相处得不好，他们成年后的社交技能并不会多强。
这一点其实也跟我观察自己老家村子上一代人的手足关系后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在我们那里，手足（尤其兄弟）之间为争夺家产和赡养老人等问题争吵不断甚至大打出手的事情司空见惯。
显然，绝大多数家庭都没有为他们培养出更高的情商，没能让他们获得稍微高超一点的社交技能，让他们以更温和理性的方式处理这一类家庭问题。
当然，黔驴技穷的反节育派或许会搬出芬兰奥卢大学那个“著名”的研究来加以反驳（见网上的一篇博文《人口政策与犯罪率的关系》），但其实该项研究的对象只是芬兰的“独生男孩”，而且他们有部分是“失去父亲”的残缺家庭（详见本人另一篇文章《被妖魔化的独生子女》中的分析）。
单就对比独生子女与多子女家庭教育的优劣而言，跟美国经济研究院的那项研究相比，奥卢大学的研究有两个不足：一是只研究了“独生男孩”，二是没有排除其他因素（如家庭是否残缺等）的影响，因此远不如前者可信。
《纽约时报》在2013年发表了一篇独生子女妈妈（作者本人和她的女儿都是独生子女）的文章《独生子女就一定孤独自私吗？》，援引了美国过去几十年来在这方面所作的更多研究论据，最后得出结论说：
“实际上独生子女不比其他孩子更以自我为中心……独生子女也不比其他孩子更孤独……独生子女和非独子女的差异更多是积极的”。
奇怪的是，身在美国著名高等学府威斯康星大学的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易富贤居然且显然对美国这方面的研究一无所知。估计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只看符合自己先入之见的资料，而把其他资料都排除在外了吧。
我曾在BBC上一篇易富贤的文章后讽刺他说：研究+研究-不符合易富贤观点的证据=易富贤式研究。我认为，这是对易富贤学术”研究“最好最精辟的总结。
不过，为什么反节育派的这些靠不住的结论能够在反计生运动中被中国知识阶层和普罗大众广泛接受和传播？
除了此类观点符合他们的预设立场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中国漫长的多子多福传统中，中国的一代独生子女显得那么的与众（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多子女家庭）不同。而中国向来就不是一个对与众不同者多么宽容的国度，所以他们遭到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一致的妖魔化甚至辱骂也就不足为奇了。
简言之，如果说中国的独生子女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他们唯一的问题就是：与众不同——正如同性恋因与众不同而被歧视迫害，正如二战时犹太人因与众不同而被纳粹迫害和屠杀，正如欧洲中世纪的异教徒因与众不同而被基督徒迫害。
在21世纪的今天，出于同样的原因，独生子女也因为与众不同而受到海内外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毫无廉耻毫无底线地污名化和妖魔化。
跟反节育派一贯“要立场不要真相”的做法相比，这种妖魔化、污名化与己与众不同者的倾向通常更不易察觉。但考虑到反节育派中有那么多都是自封或互封的“自由民主派”和“人权斗士”，这种现象或许更值得警惕。
延伸阅读：《反节育派弥天大谎之一：“失独家庭超千万”》
《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形成“三千万光棍”的另一个主因》
“多子女家庭可以创造有利于孩子全面发展的环境，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全，而独生子女容易出现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没有一个比较自然成熟的家庭氛围的养育环境，造成了种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弊端。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问题。”
另一个被反节育派奉为“反计生英雄”、封为“反计生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但其实却跟易富贤一样缺乏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的杨支柱，也在《停止计划生育有利于全面提高中国人口质量》中宣称：“总体上看，独生子女由于娇生惯养，在主动性、意志力、责任感、爱心等方面均较非独生子女逊色。”
之所以说他们“缺乏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因为他们得出的这个结论并不是建立在自己严格认真的学术研究之上——至少从他们的文章看，他们并没有任何坚实的数据或研究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很可能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感觉加偏见。
这样的所谓“专家”和“教授”居然受到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的竭力夸赞和吹捧，不得不说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耻辱。
他们甚至都懒得参考国内外一些已有的研究，例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独生子女研究专家风笑天已经对这个主题做过二十多年的研究。他就认为，那些给独生子女贴上“自私”、“任性”、“不合群”等标签的做法，其实只是“对独生子女群体的‘妖魔化’”，而他经过调查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并没有那么多差异”（见《专家：别“妖魔化”独生子女 “小皇帝”长大了》）。
国外的一些更严肃的研究则得出跟反节育派恰恰相反的结论，例如美国经济研究院的三位经济学家朱金辉、约纳·鲁宾史坦、安德鲁·祖帕安从1979年以来追踪调查了1000个家庭（见其论文《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and the Formation of Cognitiveand Non-cognitive Skills》）结果“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发现，跟多子女家庭的子女相比：
“独生子女终身学历较高、偏差行为较少、少女未成年怀孕几率较低、少年时期犯罪率较低、青年时期平均收入较高。” 而且这种现象“在经济情况不同的家庭都是一样的”。（https://read01.com/Pa4yNg.html）
至于反节育派认定的多子女家庭在情商上的一些优势，如社交技能更强等等，在这份研究中也未得出肯定的结论，“多手足家庭的子女，成年後的社交技能是否成熟，與童年時期跟兄弟姊妹的互動是否愉快，有很大的關係。”（见《孩子生幾個好？ 美國研究：手足多各有利弊》）
换句话说，如果兄弟姊妹之间在童年时代相处得不好，他们成年后的社交技能并不会多强。
这一点其实也跟我观察自己老家村子上一代人的手足关系后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在我们那里，手足（尤其兄弟）之间为争夺家产和赡养老人等问题争吵不断甚至大打出手的事情司空见惯。
显然，绝大多数家庭都没有为他们培养出更高的情商，没能让他们获得稍微高超一点的社交技能，让他们以更温和理性的方式处理这一类家庭问题。
当然，黔驴技穷的反节育派或许会搬出芬兰奥卢大学那个“著名”的研究来加以反驳（见网上的一篇博文《人口政策与犯罪率的关系》），但其实该项研究的对象只是芬兰的“独生男孩”，而且他们有部分是“失去父亲”的残缺家庭（详见本人另一篇文章《被妖魔化的独生子女》中的分析）。
单就对比独生子女与多子女家庭教育的优劣而言，跟美国经济研究院的那项研究相比，奥卢大学的研究有两个不足：一是只研究了“独生男孩”，二是没有排除其他因素（如家庭是否残缺等）的影响，因此远不如前者可信。
《纽约时报》在2013年发表了一篇独生子女妈妈（作者本人和她的女儿都是独生子女）的文章《独生子女就一定孤独自私吗？》，援引了美国过去几十年来在这方面所作的更多研究论据，最后得出结论说：
“实际上独生子女不比其他孩子更以自我为中心……独生子女也不比其他孩子更孤独……独生子女和非独子女的差异更多是积极的”。
奇怪的是，身在美国著名高等学府威斯康星大学的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易富贤居然且显然对美国这方面的研究一无所知。估计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只看符合自己先入之见的资料，而把其他资料都排除在外了吧。
我曾在BBC上一篇易富贤的文章后讽刺他说：研究+研究-不符合易富贤观点的证据=易富贤式研究。我认为，这是对易富贤学术”研究“最好最精辟的总结。
不过，为什么反节育派的这些靠不住的结论能够在反计生运动中被中国知识阶层和普罗大众广泛接受和传播？
除了此类观点符合他们的预设立场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中国漫长的多子多福传统中，中国的一代独生子女显得那么的与众（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多子女家庭）不同。而中国向来就不是一个对与众不同者多么宽容的国度，所以他们遭到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一致的妖魔化甚至辱骂也就不足为奇了。
简言之，如果说中国的独生子女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他们唯一的问题就是：与众不同——正如同性恋因与众不同而被歧视迫害，正如二战时犹太人因与众不同而被纳粹迫害和屠杀，正如欧洲中世纪的异教徒因与众不同而被基督徒迫害。
在21世纪的今天，出于同样的原因，独生子女也因为与众不同而受到海内外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毫无廉耻毫无底线地污名化和妖魔化。
跟反节育派一贯“要立场不要真相”的做法相比，这种妖魔化、污名化与己与众不同者的倾向通常更不易察觉。但考虑到反节育派中有那么多都是自封或互封的“自由民主派”和“人权斗士”，这种现象或许更值得警惕。
延伸阅读：《反节育派弥天大谎之一：“失独家庭超千万”》
《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形成“三千万光棍”的另一个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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