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漫漫

妖魔化独生子女是反节育派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例如，被反节育派奉为“专家”和“人口学学者”其实却缺乏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的易富贤，就曾在《 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中国的人口素质 ？》中说： “多子女家庭可以创造有利于孩子全面发展的环境，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全，而独生子女容易出现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没有一个比较自然成熟的家庭氛围的养育环境，造成了种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弊端。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问题。” 另一个被反节育派奉为“反计生英雄”、封为“反计生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但其实却跟易富贤一样缺乏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的杨支柱，也在《 停止计划生育有利于全面提高中国人口质量 》中宣称：“总体上看，独生子女由于娇生惯养，在主动性、意志力、责任感、爱心等方面均较非独生子女逊色。” 之所以说他们“缺乏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因为他们得出的这个结论并不是建立在自己严格认真的学术研究之上——至少从他们的文章看，他们并没有任何坚实的数据或研究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很可能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感觉加偏见。 这样的所谓“专家”和“教授”居然受到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的竭力夸赞和吹捧，不得不说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耻辱。 他们甚至都懒得参考国内外一些已有的研究，例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独生子女研究专家风笑天已经对这个主题做过二十多年的研究。他就认为，那些给独生子女贴上“自私”、“任性”、“不合群”等标签的做法，其实只是“对独生子女群体的‘妖魔化’”，而他经过调查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并没有那么多差异”（见《 专家：别“妖魔化”独生子女 “小皇帝”长大了 》）。 国外的一些更严肃的研究则得出跟反节育派恰恰相反的结论，例如美国经济研究院的三位经济学家朱金辉、约纳·鲁宾史坦、安德鲁·祖帕安从1979年以来追踪调查了1000个家庭（见其论文 《 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and the Formation of Cognitiveand Non-cognitive Skills 》 ） 结果“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发现，跟多子女家庭的子女相比： “独生子女终身学历较高、偏差行为较少、少女未成年怀孕几率较低、少年时期犯罪率较低、青年时期平均收入较高。” 而且这种现象“在经济情况...

作为一个没有私家车的穷人，我出门几乎都坐公交车和长途大客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说真的，中国这些年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做得不错，但公交车大客车行驶在看似平坦的公路上，窗玻璃经常都被震得哐里哐当响，一不小心车子还被颠得跳起来老高，以前没出去见过啥世面，对这种现象一直见惯不惊，习以为常。        去年到那个传说中的穷国旅行，该国没有中国这样的高速公路网，连市内公路也是狭窄破旧，坑坑洼洼。可是坐他们的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并不觉得多么颠，车窗玻璃也没震得那么响。   为啥呢？因为他们的公交车和长途汽车大多数都是进口的奔驰大客车。虽然型号旧，但质量好。    感受最深的是他们的长途汽车，因为经营者是私营公司，车子都特别舒服，座椅一般都是软座，按照当地人的体型设计得比较宽大。而且车窗玻璃中间会镶嵌一个巴掌大小的透气窗，所以坐空调车的时候并不觉得车上空气多么污浊，而开着透气窗也不会让后排座位的人被风刮得受不了。   回来跟朋友一聊，我才知道中国的大客车市场几乎是不对外开放的，中国人购买外国客车得交很高的税。但是这样闭关锁国的保护政策并未让中国的客车生产技术得到多大发展。别的不说，奔驰客车窗玻璃中间那扇小透气窗，我在中国大客车上就没见过，不要说引进国外专利了，就连山寨版都没有。   为神马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大客车生产厂家的车窗玻璃质量比较差。我记得自己都见过公交车车窗玻璃自己碎成一堆渣的，一次是在90年代末的武汉，一次是在奥运前后的北京。后一次印象尤其深刻，车子在大街上正常行驶着，没有谁动那块玻璃，然后它忽然就“哗啦”一声碎掉了。    侃了半天大客车，其实我只是想说明：习近平在达沃斯鼓吹什么全球化自由贸易都是假的。以我一介草民有限的人生经历，连我都知道，除大客车生产行业外，至少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和出版业几乎是不对外开放的。共匪这么做无非是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和国企的利益，而牺牲的是民众的利益。   习近平的共匪兲朝不仅在政治上是民主与自由的大敌，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大敌。共匪在全球化中只接受那些对自己有利的部分，也就是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对那些不利的部分，...

谎言制造者：美籍华裔“专家”易富贤，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专家”王广州，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著名“反计生教授”杨支柱。 证据：易富贤在科学网的博文 《 今后确实会有“上千万失独家庭” 》 王广州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2013年第一期上的论文 《独生子女死亡总量及变化趋势研究》 杨支柱发表在“人口与未来”网站上的文章《 中国的“失独家庭”究竟有多少？ 》（原文发表于《新快报》   2012-05-12 ） 易富贤在推算这个“上千万失独家庭”时，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统计学错误：他用来推算独生子女死亡人数的死亡率是全国的年龄比死亡率，而不是独生子女的死亡率。在那篇博文中，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我根据2005 年 1% 的人口抽样调查的独生子女家庭比例， 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的年龄别死亡率 大致估算： 每出生 1 万人，有 360 人在 10 岁之前夭折，有 463 人在 25 岁之前死亡， 760 人在 44 岁之前死亡。假设母亲平均在 26 岁生孩子的话，那么这 2.18 亿独生子女家庭的母亲到 51 岁的时候有一千万已经失去了独生子女，到 70 岁的时候有 1656 万已经没有了孩子。 为什么说这种推算方法不对呢？这是因为中国独生子女主要集中在城镇，农村的独生子女比较少（见《 中国的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户 》），而中国城乡差距很大，表现之一就是城乡儿童的死亡率差距巨大。这个差距有多大？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国家统计局那份《 监测地区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 》中“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根据该表格，在1991年，这一指标的合计死亡率是61‰，但城市儿童为 20.9‰ ，农村儿童为 71.1‰ 。也就是说，当年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农村是城市的 3倍 以上。 当然，现在的医疗条件比当年改善了很多，但根据网易数读的一篇文章《 中国每年18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 多数在农村 》：“2013年，中国城市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6.00‰ ，农村为 14.5‰ ，农村是城市的 2.4倍 。”直到2013年，中国农村和城市儿童的死亡率仍然相差巨大。（2013年和1991年的死亡率相差巨大，这也说明： 根据历史死亡率来推测未来死亡率或死亡人数，同样是不靠谱的。 ） 那么独生子女的死亡率到底有多少呢？我一直没找到可靠的数据，但是一篇陕...

暴君只有一个机会为社会进步与人民自由作出贡献，那就是死。 毛泽东不死，文革不会结束。江泽民死了，毛左至少不会那么肆无忌惮，薄熙来唱红歌的嗓门至少会小点。 为了天下苍生，请天下的暴君与独夫们——金正日、金正银、卡斯特罗、周永康、薄稀癞、无官正、假庆林……都早点死掉吧。 好人们，请好好活着，每天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锻炼身体。三表哥说了，如果你活得够长，你就会等到开怀大笑的一天。 为暴君之死干杯！

你有着一份体面的职业，你遵纪守法，受人尊敬，你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有一天，你发现，你的体面，你的受人尊敬都是幻象。因为那一天你刚好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在正义感的驱使下，你做了一件合法的事情，却触动了那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私利。你脆弱的体面生活就此破碎。 你发现自己被抓起来，受到非人的酷刑与侮辱，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入狱。而施加这种酷刑与侮辱的，是号称正义卫士的“人民”警察。 这种事情并非发生在一切黑白颠倒的文革。或者，我们从未走出文革。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cuiweiping/archives/360473.aspx “01年北京 新街口派出所警察边卫东，赵玉京，程光远，石建兴，陈宇等八个人渣！请大家记住这些名字，这些人渣当年用极端残忍的暴行致使维权律师倪玉兰伤残。手法比 TG描述的渣滓洞酷刑有过之无不及！记住这些人渣的名字. 反对 0 29 支持 ”

下面这个例子再次证明：藏独运动的始祖不是达赖喇嘛，而是毁佛灭教、给藏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毛泽东。世界上真正有意愿也有能力搞藏独的不是达赖喇嘛，而是中共。如果藏地有一天真的独立，如果藏汉之间的矛盾演变为激烈的流血冲突，中共就是唯一的罪魁禍首。 ---------------------- 各位一直以来关心孜荣村环保事业的朋友们： 非常抱歉占用您宝贵的时间。我们也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关注我们家乡的环保事业。感谢吕植老师，感谢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然之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福特汽车环保奖”组委会、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等友好组织，感谢《中国环境报》、《中国绿色时报》（原中国林业报）等多家媒体，感谢丁品先生、康永军先生、刘鉴强先生等各位记者，以及所有在此无法一一列举的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关注全球生态与人类命运并为之努力的朋友们。 自2005年开始到2009年，我们孜荣村的村民已经无数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我村环保事业受到打压并导致人民生活现状堪忧的情况（详情请见附件中的历史材料），尤其是在今年8月，因为在家乡的生活生产秩序实在无法维持，只得再次前往首都，希求我们的困难与问题能得到切实的关注和解决。2009年9月9日，自治区、昌都地区与贡觉县相关领导，以及我们的同乡嘎玛，和吕植老师一起，以公正负责的态度聆听我们的心声，各级领导专门组成工作小组，达成共识，签写《备忘录》，承诺切实合法解决我们反映的问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上诉昌都地区副书记程越及贡觉县公安局局长向巴江村、并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同时安全护送我们回乡。吕植老师还特地为我们的环保工作写了说明信，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我们因此安心离京。在成都、在昌都，昌都地区王书记及其他有关领导两次亲自接见我们孜荣村群众，承诺在《备忘录》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法律为我村无辜被殴甚至被捕的群众主持公道，同意我们可以再次为此上诉，在第二天专门成立了以王东升副专员为领导的调查领导小组，这让我们非常激动，我们多年的辛酸终于得到了关注，于是我们根据领导指示，放心地回到家乡并积极准备，由孜荣村安排接待调查领导小组的到来。 但是在我们回到家乡之后，援藏干部程越书记及向巴江村局长不仅丝毫未受到调查与约束，反而再次利用职权，指派贡觉县干部24小时全程陪同接待此次调查领导小组，操纵了小组一行的行程和调查行动，这真是让我们始料未及、深为痛心。 今年我们的...

你们， 被毛尸阉割掉了传统， 被邓屠阉割掉了道义， 宁愿呼吸被硝烟严重污染的空气， 也要放炮显摆。 财神爷啊， 求你 给这些放炮的中国人 一点点精神财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