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MeToo”运动为何遭遇阻力？

自从美国华裔女博士爆出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和性侵女学生以来，MeToo运动已经在中国高校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个多月。但我一直对这场运动冷眼旁观，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此前海外媒体的一些反节育报道中，经常把具有强烈性别歧视倾向的造假大师易富贤跟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洁拉到一起，把中国的性别比失衡单纯地归罪于计生，却对这一现象背后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避而不谈。

而易富贤之流与瑞洁的反堕胎倾向，又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西方反堕胎运动的宗教背景。种种因素相结合，在我这种苟活于性别歧视中的人眼里，来自西方的这新一波打着“生育自由权”旗号的所谓人权或女权运动，不过是把基于封建三从四德的中国式性别歧视，改成了基于基督教肋骨+苹果的西方式性别歧视，说来说去，都是换汤不换药。

但是，正当中国高校内的MeToo运动轰轰烈烈之时，却遭政府审查噤声。《纽约时报》把共匪的这种反应归结于“担心社会动荡”，算是说出了原因之一端，却没有揭示出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中国教育界，一些老师经常戏称班主任是“最小的官”。这固然是教师群体对自己相较于公务员和官员的弱势地位的调侃，但无意中也揭示了国人把师生关系视为上下级关系的普遍潜意识。

事实上，兲朝部分教师要求学生服从自己，无法容忍学生质疑或挑战其权威地位，也正好对应了中国官场中下级必须服从于上级的现象。有时这种服从甚至是无条件的绝对服从，大撒币上台后抛出的“不许妄议中央”就是这种绝对服从的最高指示版。

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中小学教师性侵年幼女生案层出不穷，且受害女生往往不敢反抗，也不敢向监护人求助，通常要等监护人发现其身体受到明显而严重的伤害之后，才会导致作恶者暴露。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一直都在向孩子灌输这套必须服从尊重师长（老师和长辈）、要做乖孩子的观念。

中小学（尤其是农村中小学）男性教师性骚扰和性侵女生的现象其实由来已久，例如笔者上小学时，邻村村小一个男性代课老师对女生不轨的事在当地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但那些女生的家长都出于家丑不可外扬（担心传出去后坏了女儿的名声，长大不好嫁人）的心理，对那个教师敢怒而不敢言。

而那个时代农村教育落后，师资匮乏，又使得当地主管教育的官员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那个男教师的不轨行为就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我小学快毕业，那所村小并入我们几个村共同集资修建的新小学，又调入几名刚从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老师之后，教育部门才将那个害群之马逐出了教师群体。但除此之外，那个人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法律制裁。

如果说中小学女生被迫屈从于部分男教师的性侵犯是因为年幼无知的话，那么大学和其他学术研究机构里女生和女学者遭到教师或导师性骚扰和性侵，则是迫于教师或导师权势（能够左右学生的学业和职业发展前途）的无奈选择了。

这种现象其实跟共匪腐败官员的权力寻租是一脉相承的，并不只是单纯的性别歧视。它说明共匪腐败已经普遍侵蚀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就连象牙塔中的学术界也概莫能外。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自从习王上台之后，共匪就开始铁腕反腐，宣称既要打大老虎，又要打小苍蝇。然而事实上，王公公虽然以反腐的名义拿下了一些胆敢挑战大撒币权威的政敌，但在基层泛滥成灾的“苍蝇”们却几乎毫发无损，他们贪赃枉法，依然故我。

因为不管是“苍蝇”们自己，还是身居高位的习王，都很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共匪腐败无所不在，匪官们就没几个手脚干净的。如果真要逢腐必抓，恐怕共匪的整个官僚体系都会土崩瓦解，习王一心想要维持下去的共匪独裁也将难以为继。

相较于位高权重的“大老虎”，学术机构里那些好色的专家教授也就属于“苍蝇”而已。如果习王的打“苍蝇”是动真格的，共匪正好可以抓住“MeToo”运动的机会，扫除象牙塔里的老鼠屎，还学术圈一片净地。

可惜事实却走向了反面，随着越来越多女生和女学者逐渐加入高校和一些学术机构的“MeToo”运动，共匪不仅没有帮助受害者，反倒站到了施害者那边，成为那些“苍蝇”的保护伞，甚至污蔑受害者“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共匪这个匪夷所思的反应说明，在男权霸占执掌的国家政权面前，女权什么都不是。它也彻底揭掉了习王反腐的遮羞布，证明他们既要打“大老虎”、又要打“小苍蝇”的反腐运动已经全然破产。

现在，在这个粪坑国家，“苍蝇”已经成为被保护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