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王伪改革中的两个“安全”领域：反腐与放开二胎

习王将上台和刚上台时，民间自由派对这一届共匪政府充满期待，以为他们多多少少会朝着政治改革的方向走两步；更有一些空想家，盼望他们成为蒋经国第二，带领中国走向民主道路。现在他们的第一个“任期”差不多满了，摆在民众眼前的事实是：作为正宗的红二代和红色家族女婿，习王绝无任何实施政治改革的意愿，恰恰相反，他们在政治社会经济上的每一步几乎都是朝着毛腊肉时代大步倒退。

政治上的表现不用说，从残酷打压709律师和各种维权团体甚至NGO，到百般钳制媒体新闻自由权和网络上的民众言论自由权，步步压缩民间表达途径和表达空间，其严酷程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之，作为薄熙来老巢之一的重庆甚至要把“翻墙”当作犯罪来打击。

经济领域则是通过死亡税率将民企——尤其是那些不受匪官匪党政府庇护的民企，胆敢明里暗里反对共匪独裁的民企就更不用说了——逼上绝路。同时利用这些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企图人为制造牛市，以小恩小惠收买民心。无数满心期盼从“政策牛市”中小发一笔的股民投入身家，结果却再次成为权贵资本趁机收割散户资财的狂欢，无数平民中产准中产血本无归。诸如此类不尊重市场规律的昏招牵连汇市，导致资本外逃，中国经济一蹶不振。

当然，为了欺骗天下人，习王也在他们认为“安全”的两个领域，假模假式地作出改革的样子，其一是反腐，其二是放开二胎。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领域，原因非常明显：共匪一党独裁导致的腐败根本就是无药可治的“绝症”（除非放弃独裁），习王打的如意算盘是抓几个草根出身的高官，一来向民众摆出“打虎”英雄的姿态，占领道德高地；二来（也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可以顺带铲除异己，巩固红二代的权力，也就是巩固共匪的独裁。

放开二胎也是基于同样的双重考虑：表面上是回应民间呼声，迎合民间的多子多福传统思想，部分地还“人权”于民，赚得民意支持，同时缓和西方对计生侵犯人权的批评；更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则是满足受计生政策控制最严的体制内人士的渴望，尤其是满足这些年中饱私囊、生得起也养得起二胎的共匪官员的私欲，当然，同时也是为了通过多多繁殖，来扩大共匪既得利益集团，目的同样是巩固共匪独裁。

可是民众也不是那么好骗的，大家没过多久就发现了习王选择性反腐的规律：柿子专挑软的捏，落马的“老虎”要么是出身草根，要么是上一代级别不够高、红得不够深的红二代（如令计划）。

至于放开二胎，那些在政策刚刚宣布时“为生命欢呼”的平民很快就发现，按照现在中国城市高昂的教育成本和房价，自己就算生得起，也未必养得起。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实际上，借着共匪为二胎政策宣传造势的“东风”，各种各样隐藏在民间和精英中愚昧荒唐的糟粕思想纷纷满血复活，抛出种种见得人或见不得人的奇谈怪论：有人担心“少数民族”人口超过汉族，呼吁废除计生，让汉人多生孩子，顿时让共匪精心维护的“民族大团结”谎言露馅；有人把中国历史上人多未必力量大的人口重负吹捧为“人口大业”，闭口不谈汉人两次被人口更少的外族击败并统治的亡国痛史；四川人何洪滥生一堆孩子，连温饱都无法保障，遑论教育，可是他抛出的“存钱不如存人”论却受到无数精英的追捧盛赞，直到何洪父子女为在庙会上蹭吃蹭喝而砍杀守庙老人；更有甚者，有人把计生政策当作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种种问题的“万能替罪羊”，光棍太多怪计生（实际主因是男尊女卑思想），经济不好怪计生（实际主因是在毛腊肉时代长大的习王不懂更不尊重经济规律），老龄化怪计生（实际主因是毛腊肉时代鼓励多生）……

而在宣传造势中肩扛“人权”与“政治正确”大旗的“反节育派”勇士们，并不介意随时随地自相矛盾。凉山曝出童工案，人权斗士们却认为父母因贫穷而剥夺孩子受教育权甚至让孩子当童工都是天经地义，不过是说明这些人虽然口口声声要维护孩子的生命权云云，其实心里却认为孩子是成年人的私有财产，且成年人有权任意处置这种私有财产。

被封为“反计生教授”的杨支柱公然呼吁父母卖儿卖女不应入罪，身为法学专业毕业生，他并不觉得这突破了买卖人口违法的法律底线；处处以道德人伦守护者自居的他，同样也不觉得父母把儿女当作商品来出售的做法突破了基本人伦道德底线。

一些喝过洋墨水的伪专家们也不甘寂寞，这其中名气最大的当然要数“威斯康星大学学者”、“美籍华裔专家”易富贤。此人为了达到“人口恐吓”的目的，真真是使出了“洪荒之力”。他的文章里挂满各种不知出处来源的数字，令人望而生畏，让人不敢不把他当专家，众多海内外媒体，不管是共匪党媒如《环球时报》、CCTV、《参考消息》、中新社，还是包括《纽约时报》、BBC、VOA、《金融时报》之内的国际知名媒体，无不把他视为挑战共匪权威、为人权而战的英雄。

然而事实上，正如我在拙文《反节育派弥天大谎之一：“失独家庭上千万”》中揭露的那样，易富贤不过是个用低级手段造假的骗子。但是这个骗子的厚颜无耻程度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即便在我揭露其骗局之后，他依然继续他所谓的“研究研究再研究”（即勾兑勾兑再勾兑），不久前又继续用他那些不靠谱的“研究”方法，抛出中国人口只有12.9亿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一些还算注重声誉的海外媒体再一次成为传播其可疑“研究”结论的载体，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金融时报》（见《研究顯示中國人口或已被印度超過》。

最有意思的是，因为参与造谎与传谎的既有党媒，也有知名国际媒体，既然大家都有份，就算大家对易富贤的骗局心知肚明，也绝不会揭露之，以免自打嘴巴，自露家丑。如此一来，也就不会出现以前党媒造谎外媒揭露或外媒造谎党媒揭露的局面，易富贤之流的胡编乱造竟然成为“颠扑不破”的谎言，这样的案例，恐怕在世界传播学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就这样，习王认为“安全”的放开二胎政策，成了一场充满谎言与偏见的舆论狂欢，放在当今信息流通传播渠道多元化的背景下看，其荒谬程度，比之“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在人口已经如此庞大的情况下，依托这无数谎言与偏见制定实施的放开二胎政策，在或远或不远的将来，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祸患，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这场谎言与偏见的大狂欢也有一个对共匪意想不到的好处。至少，我这样天真的人算是看透了那些所谓的人权斗士和民主自由派：他们不仅不在意为了政治正确而造谎，而且也不在意跟共匪党媒一起联手造谎。就算共匪倒台了，这帮人上台，他们连看清和面对事实真相的能力和勇气都没有，又怎么可能根据事实制订治国策略呢？他们不过是换了一面政治正确大旗的共匪罢了。

以上，就是习王第一个“任期”的主要“政绩”，这对用毛腊肉精神养成的活宝会在第二个“任期”继续搞出什么闹剧或丑剧？我连拭目以待的兴趣都没有。

共匪早晚是要完蛋的，但中国有这样一群知识精英，有这样一群反共人士，共匪早亡晚亡的区别不会很大。无论怎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千古之谶都不会有多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