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无绝人之路》，吗？

他叫亚历山大，1975年出生于保加利亚。我之所以记得这个数字，因为他跟我弟弟同岁。

亚历山大的外公约丹是镇上的双陆棋棋王，绰号“百丹”（意为“百发百中的约丹”）。有一天，外公在酒吧里得罪了监视民众的秘密警察头子（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士）。结果那人便利用亚历山大的父亲法斯可曾被青年军开除的事情，要挟他监视“百丹”及其棋友的反政府言论。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法斯可所在的工厂组织工人悼念他，人们像机器人一样高呼“共产党万岁”。法斯可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决定带妻儿逃离保加利亚。

他们成功翻过边界的围墙，来到意大利，进入临时收容所，但由于意大利不接受难民，他们不得不按照冗长复杂的程序向第三国申请移民。在这遥遥无期的等待中，法斯可凭借老丈人教给自己的双陆棋绝技，到附近的酒吧赌博，赢得一大笔钱，一家三口才得以偷渡到德国。

与此同时，秘密警察头子也发现了法斯可一家的失踪，“百丹”被逮捕入狱。

来到德国后，亚历山大的父母分居，母亲独力将他养大成人。接着，柏林墙倒塌，东欧各国抛弃共产主义，成为民主国家。

多年后，法斯可与妻子重归于好，两人决定带着长大的儿子回保加利亚探望“百丹”夫妇，不料途中发生车祸，法斯可夫妇双双罹难，亚历山大幸存下来，却得了失忆症。

外公“百丹”闻讯从保加利亚来到德国，为了帮助亚历山大找回失去的记忆，他弄到一辆双人自行车，带着外孙骑车回保加利亚。

这就是保加利亚与德、意、匈等国合拍的电影《在世界拐角遇到爱》的主要情节。影片从车祸开始，在“百丹”帮助亚历山大恢复记忆的过程中，穿插一家三口逃离保加利亚的故事片段。

片名原文为“Svetat e golyam i spasenie debne otvsyakade”（英译名“The World is Big and Salvation Lurks Around the Corner”），这是亚历山大的外婆在他出生那天千方百计找到白糖制作甜点后说的话。她酷爱甜点，相信甜蜜蜜的糖是推动世界的动力。

从词义上说，影片的中文名译为“天无绝人之路”更准确，但这样的题材，如果起这样的名字，无疑会让人想起《怒海狂潮》那样悲惨的电影。实际上，《在》片虽与《怒》片题材类似，却拍得非常温馨。比如说，外婆找到一家卖古巴蔗糖的商店后，她越过那些排队的人，径直走进商店买糖。看到她喜滋滋地抱着两包糖走出店门，对背后排队者指责她“同志你真不要脸”的话置若罔闻，真让人忍俊不禁。再比如，亚历山大一家偷越边境时，被一个巡逻的年轻士兵发现。那个年轻人望着这一家三口，慢慢垂下枪口，然后转身离开，让他们翻越边境的高墙。而他们来到收容所后，热心的“芝加哥”和史多亚给予他们种种帮助。诸如此类充满人性美的细节，给原本天涯末路的逃亡故事镀上了一层暖色。

但影片的主旨并不在于回忆过去，实际上，亚历山大的失忆症就包含着深远的寓意，暗示了移民西欧的前东欧国家年轻一代忘记了共产主义给自己的祖国、亲人带来噩梦，终日沉浸于自己狭窄的世界，毫无家国之忧。所以“百丹”不相信科技发达的德国医生能够治好亚历山大的“失忆”，他借来一根拐杖，把成天躺在病床上，只从电视新闻里了解世事的外孙赶下床来，逼着他到外面接触真实的世界。尽管现在欧洲各国之间交通畅通发达，却逼着外孙跟自己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家。

为什么要设计失忆的情节呢？答案在亚历山大骑车进入保加利亚后揭晓：在边境上一个巨大广告牌中，在保加利亚街头的宣传招贴和杂志封面上，到处都有这个国家新领袖的身影，他不是别人，正是当初逼迫法斯可监视家人朋友又将“百丹”逮捕入狱的秘密警察头子。在现实中，他有一个更著名的对应人物：前克格勃特务、现俄罗斯总统普金。东欧国家虽然民主化，但执掌国家大权的仍是从前为共产暴政服务的政客，如果年轻一代忘记过去，这些人有可能成为东欧民主底下的逆流，谁知道历史会不会重演？

世界很大，转眼就会得救。这样的好事只存在于领土不大且跟自由国家比邻而居的东欧。在遥远的东方，这个故事变成了“世界太大，救赎太远”，表现在电影中，那就是港片《怒海狂潮》。而在现实中，则是中国那数千万连流浪讨饭权都被剥夺、只有活活饿死一条绝路的饥民，以及更多遭受残酷迫害、走投无路的右派、牛鬼蛇神等等。对他们而言，这个国家的广袤国土不啻于一座无边无际的地狱，根本无路可逃，就算侥幸逃出边界，周边国家多数都是社会主义政权，那也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入另一个火坑。

80年代的伤痕文学，也有这方面的题材。我还记得90年代中期在学校里讨论过一篇描写新疆知青在毛尸时代越境逃亡的中篇小说（记不得题目了）。当时大家争论的是，那些知青这么做是否有悖于爱国原则，出人意料的是，班上很多同学都认可他们的做法。现在看来，这样的讨论有些可笑，但在我们这些被匪共民族主义洗脑的幼稚学生中间，这样的看法多少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人性
回归。

崔卫平在《两德统一中知识分子的作用》一文里指出，君特·格拉斯等人其实是反对东西德统一的，因为担心统一后变得强大的德国会重蹈纳粹覆辙。其实，在资本主义的西德，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对纳粹做了彻底清算。相比之下，虽然毛贼东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远远超过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但与毛尸一脉相承的匪共现政权却没有真正清算毛的罪孽，在公共视野中，有关毛尸时代的话题仍是禁区，而崇拜毛贼东的极左势力不仅在官方势力强大，而且它们用以愚民的民族主义在民间也颇有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台陆统一，则中国人重蹈毛尸时代覆辙的危险远甚于德国统一后纳粹复辟的危险。

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忧，我才认为中国统一的时机远不够成熟——只有等大陆实现民主化，开党禁报禁之后，换言之，只有等匪共一党独裁的现状结束，并且官方和民间都对毛尸邪教彻底脱毒之后，才可以讨论统一问题。否则，中国很有可能再次变成囚禁国民的巨大牢笼——甚至比毛尸时代更大，因为台湾和香港这样的地方已不再能够为向往自由的人提供庇护。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几千年前封建时代的治国原则，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所以，不要再相信匪共的民族主义鬼话了。对于一个把党派利益置于首位、一个随意践踏人权的政府，所谓统一大业，所谓社稷，不过是他们屠民祭党的血腥祭坛。在这个巨大的祭坛拐角处，是不会有救赎等待那些不幸的羔羊的。

天无绝人之路的美事属于东欧，不属于中国，60年来一直如此。

写于2009年11月初，10日凌晨0点19分完稿。0点13分和17分，南方的天空被两道闪电照亮，继之以两声惊雷。